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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工人为什么那么拼

无论何种形式,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对金钱的追逐和欲望的释放。

“新穷人”从组织结构中退场,抛弃被工作定义的固化模板,继而削减物欲,降低对未来的期待,实现自我和解。内卷的人看重“量化”的人生,而被内卷优化的躺平的人,也在大浪淘沙里优化了自己可以预见的人生。

导读

壹||打工人打工魂,付完尾款吃土人,他们外表光鲜穿梭于写字间,事实上却是执行枯燥乏味项目的“搬砖”族,与蓝领工人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,只是他们的劳作地点从工地转场到了电脑前。

贰||被消费市场和社交软件绑架的打工人,常常演绎着社会名流的翻版山寨生活,而他们一心向往的“小确幸”到头来却只是他人眼里的“精致穷”。

叁||“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‘国家生产力’,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。消费取代了工作,把个人动机、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。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,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,具有灵活性。“

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可称之为经典,《工作、消费主义和新穷人》(Work,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) ,这本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小书,在历经诸多社会变革后依然合乎时宜,可见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 (Zygmunt Bauman) 当初提出的理念颇有前瞻性,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,有些观点越发贴切。如书名所呈现的:工作、消费主义、新穷人,好像当代经济与社会运转中的一节“死循环”。对于置身其中的打工人来说,参与社会分工,融入阶级固化的“围城”,内耗的意味要多过自我享受本身。由于社会法则使然,作为社会传送带上的齿轮,打工人本该承受压力和竞争。

在人际之间不平等日渐加剧的形势之下,从工业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,打工人曾经的“高光时刻”,也在时代的镁光灯下发生了变迁:听从上司画饼猛冲业绩,凭KPI挑战自我,海淘尖货清空购物车⋯⋯是靠“精致穷”出位,在内卷中占得先机,还是耳根清净做个自己说了算的“新穷人”,就看你情愿被谁“算计”。

无论何种形式,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对金钱的追逐和欲望的释放。

从工作狂到购物狂:打工人拼命何为

在传统工业社会,雇主将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认可和荣誉灌输给打工人,无论他们是否能从其中获利,都必须上工、上工、上工,这种与尊严道德相关的工作伦理和秩序约束,规训着个体打工人——不工作则被视为懒惰、病态的异类。

生产技术和效率的提升后导致人力过剩,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应用,需要大规模劳动力的行业越来越少,稳定的“铁饭碗”好像愈发稀有。雇主总能找到愿意卖力的,迫使那些用后即弃的工具人频繁跳槽。因此,流动的市场难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,工作也不再被视为神圣的。打工人都有衡量自身对工作满意度的准则,当高收入成为大多数人定义好工作的最重要标尺,一味地勤奋努力也不再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通道。因此,贫穷的窘境把打工人逼成了斜杠青年,加班、兼职、多线开工成了很多人的常态,这才有了饱和工作制“996是福报”的说法。

“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。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,而是相反,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、爱好、娱乐之间的界限,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。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慕的特权,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,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。‘工作狂’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,7×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。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,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。”

从高压管理到绩效为上,不工作的人被淘汰,灵活的就业市场也意味着不稳定,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打工人倍加珍惜,他们日复一日面临着高时长、高负荷的压力,期待生产力持续攀升,收入提升便指日可待。打工人也是消费者,他们想要出手大方,有更多选择的权利,就要以忍受高强度的工作、牺牲休闲时间为代价,内化压力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打工人打工魂,付完尾款吃土人,他们外表光鲜穿梭于写字间,事实上却是执行枯燥乏味项目的“搬砖”族,与蓝领工人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,只是他们的劳作地点从工地转场到了电脑前。脑力劳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,无休止的加班变成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,分身乏术之时也只有“买买买”来舒缓压力,长此以往身心与钱包透支,过度消费早晚会从解药变成一剂毒药。

“精致穷”的陷阱:谁种了草

“双11”从光棍节演变成了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,不脱单就买单,打工人苦等多时,伺机等待降价节点,一键清空购物车里的心水宝贝,释放压抑已久的购物欲望。然而这样的满足并非一劳永逸的,街道、电梯上的广告,手机里社交软件的推送,大咖直播带货⋯⋯这些司空见惯的宣传模式吸引着打工人“剁手”永不停歇:“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,从诱惑到诱惑,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,每一个新的吸引、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,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。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,就像他们的先辈,那些生产者,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。”

打工人的购物动机一方面来自日常需要,一方面来自“深挖洞广积粮”的传统观念,新一代的消费者依然偏爱内外兼修、高性价比商品,不同的是面对海量选择,货比多家,看准时机理性“剁手”,这种取悦自己的感觉类似于游戏Candy crush 在碰撞和消除之间制造出的甜美多巴胺,像强迫症那样不断地寻找新奇的猎物尝鲜。

在商业创新与营销迭代的驱动下,购买渠道趋于多元化,从大宗购物平台到海外淘,各种购物APP满足了各个层次消费者的需求。在营造消费氛围上,商家不遗余力大招频出,跨行业的互动不仅限于加载VR技术带来的多重感官体验,各行业在购物节当日默契配合,打折促销、满减凑单套路满满。即使在日常生活中,聚合用户体验的好物分享社区、社交软件上的广告植入也数不胜数,刷手机被种草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消遣。点赞、收藏、加购物车等一系列操作,真有了足不出户尽享天下好物的幻觉。人们本以为所有一切尽在掌控,但却禁不住营销手段煽动的诱惑,只有及时拔草才能缓解欲壑难填的焦虑和痛苦。

这些基于用户体验的传播,看似是不同身份的消费者在彼此种草,事实却是电商平台、知识精英、流量偶像等幕后推手联袂产生的效应,在当代消费主义的图景中,这些话语权力的支配者站上了万众瞩目的C位,身后从不缺乏趋之若鹜的追随者。如鲍曼所说:“具有使命感的工作,成为少数人的特权,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。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,艳羡,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,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,体验这种生活。”如今,大众的梦想完全可以从虚构中得以满足,Cosplay、“剧本杀”都为他们提供了实践的舞台。

颜值即正义是当代消费美学的动机,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陷阱。一入淘门深似海,从此钞票是路人。经过网络算法筛选的网红产品,一高频词的曝光让人目眩,纷纷跟风入手加了滤镜的产品:盲盒、彩妆、出街潮牌⋯⋯尤其是新晋走入职场的Z世代,为了在社交中树立“人设”,会入手提升生活品质的商品。从审美价值上来看,大众正是怀着对中产阶级的崇拜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,真假难辨的“A货”,就是复制品位的最佳证据。

富人对于穷人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社会地位,还在于他们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,当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,奢侈程度成为定义成功人士的标志:“他们的伟大之处以及受到普遍崇拜的核心,在于他们对于美学的掌控,是他们的鉴赏能力,而非对工作伦理的遵循和在财富上的成功。”

被消费市场和社交软件绑架的打工人,常常演绎着社会名流的翻版山寨生活,而他们一心向往的“小确幸”到头来却只是他人眼里的“精致穷”。

“新穷人”的活法:内卷还是躺平

在日剧《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》中,新垣结衣演的小职员受尽了打压,在现实职场里,加班过劳以及对上司的绝对服从,导致日本社会自杀率高居不下。这部剧的走红也令“社畜”这一流行语风靡全球,引发打工人的共鸣:上班族因生活所迫,不得不像畜生一样卖力上工。人外有人山外有山,不怕拼命怕平凡。在花式竞争的职场,出身卑微的人越来越难靠拼命工作熬出头,在行业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更是凤毛麟角。

在媒体话语效应之下,内卷更多被归咎于畸形竞争,而事实上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由来已久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,特别是劳动力过剩、产业链资源没有明显扩张的时候,内卷就会有加剧的趋势。在消息满天飞的互联网时代,优质资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放大,也愈发显得弥足珍贵。

打工人将他们成为“人上人”的美好愿望,诉诸于收入以及职位的提升,努力自律、认真勤奋的工作伦理,已不再是雇主对劳动者的单一要求,他们倒逼打工人练就核心竞争力,优胜劣汰以实现效率最大化。打工人看似因此获利,但分到手里的仍只是利益的边角料,他们之所以甘心成全他人,接受狼性文化和职场潜规则,走上资源PK的竞技场,还在于其自身消费欲望指使的动机。

“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‘国家生产力’,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。消费取代了工作,把个人动机、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。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,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,具有灵活性。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,必须遵循‘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,最好拥有所有选择’的原则。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,如果不这样做,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。”欲望不息奋斗不止,为了成为少数权利的享有者,效仿富人购物时随心所欲,打工族不得不把对消费的期待投入到资源抢夺战中去。面对临时加班或者任务追加,宁可一时气到爆炸,也要退一步去迎接未来的海阔天空。

当然,也有激流勇退者。他们安于现状,明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付出了与报酬相对等的工作后便去逍遥找乐,面对职位降级、内部流放的排挤,也难以扭转佛系的低欲望。来自家庭和社交圈的压力让他们进退两难,不工作的罪恶感像时时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只好以“摸鱼”或“甩锅”敷衍度日,以摆脱不安之感。

更有甚者,欣然接受得过且过,将将温饱的状态,宁可被社会边缘化也要求得不被任务捆绑的自由。在他们看来,以重复刻板的工作来换取收入,得不到他们所谓的成功人生。与其遍体鳞伤,不如放过自己,果断做一条躺平的咸鱼。这种颓废的丧文化,也一度成为大众和媒体抨击的焦点,其本源正是显而易见的生活压力,一线城市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以及望尘莫及的高房价,劝退了不少出身卑微、满怀斗志却薪水微薄的青年。就像鲍曼所说,“新穷人”不是在生产上毫无作为,而是丧失了消费能力,无法助经济繁荣一臂之力。

传统观念中的穷人,与体力劳动、失业、低保紧密相关,这类人群的消费也围绕着时令低价的囤货展开。而在消费社会中,鲍曼将“新穷人”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,购买无能而丧失了社会价值。原本能在必要时派上用场的“新穷人”被无情舍弃,他们不是野心满满的工作狂,无法创造出价值,因能力受限和内在惰性,也失去了被消费美学诱惑的资格,或者他们得不到与付出对等的回报,宁可无所事事自我放逐,被后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洪流冲垮。

“新穷人”的宿命难以摆脱,而躺平也绝非异端之说。与终日宅家、玩物丧志的“隐蔽青年”不同,选择躺平的人看清了内卷付出的代价、现实与理想的落差,于是学会了趋利避害,逃脱“赚钱-消费-变穷”的资本圈套,重新规划人生轨迹。他们从组织结构中退场,抛弃被工作定义的固化模板,继而削减物欲,降低对未来的期待,实现自我和解。内卷的人看重“量化”的人生,而被内卷优化的躺平的人,也在大浪淘沙里优化了自己可以预见的人生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经济观察报”(ID:eeo-com-cn),作者:刘晗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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